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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合璧,文化使者——楊小石教授訪談錄
       
      發布時間: 2012-12-19 瀏覽次數: 494

      楊小石教授簡介

      楊小石,男,北京市人,1923年生,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副主任、主任、名譽主任、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美國文學研究會理事、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

      1948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獲學士學位,先后在上海私立華僑中學、上海私立中正中學、上海光華大學、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工作,1956年調入上海外國語學院西語系英語教研組工作,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名譽主任。1980年被評為教授、博士生導師。1989年至1991年間,先后在美國北亞利桑那州大學和衣阿華州瓦特堡大學擔任客座教授。1993年退休。

      曾參與編寫《英語》教材第七、第八冊。翻譯(英譯漢)《王孫夢》、《干旱的九月》、《他的寡婦的丈夫》。翻譯(漢譯英)電影《舞臺姐妹》、哪吒鬧海》、《小花》、《沙鷗》、《孔雀公主》、《梅花巾》、《候補隊員》、《特區姑娘》、《大慶戰歌》《毛孩》、《大足石刻》、《嶗山道士》、《大漠紫禁令》、《人鬼情》。為多部英語有聲學習資料錄音。參與多部電影配音。

       

          采訪人:老師,謝謝您能接受我們的訪談。能否請您先談談您小學和中學的經歷呢?您很早就開始學英語了吧?

          楊小石教授:也說不上。因為我爸爸早年到法國、瑞士留學,媽媽是瑞士人,家里常常用法語。我小時候在北京上的是法國人辦的法語小學,讀的都是法國小學生的課本。畢業后,我父親因為我中文不好,中學就讓我到北京的一個教會學校,叫育英,在北京我們這個中學可以算是第一塊牌子,是最好的中學。當時有兩個教會學校成績最好、最突出:一個是育英,一個匯文。在育英,我是個奇怪的學生,上國語課我退了三級還是跟不上,但是我的英語是跳班上初一的,就這樣一直持續到我中學畢業。那時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外國教師,上課也說不上什么方法,就是分析課文,有時候要背一些出名的、不太長的散文,還有一些出名的演講,比如美國林肯的演講。學外語我是贊成背的。后來我念到初三就沒有什么英文可念了。我高一時英文都念完了。但副校長人很好,是個美國人,他個別教我英文。一個禮拜到他家里去二三次,讓我讀小說、讀名著,還讓我寫讀書報告什么的。實際上這種方法算是讓我念大學了。后來我們副校長給我擔保,要保送我到燕京大學。可是之后日本占領北京,燕京大學合并在成都的西北聯大。于是1943年中學畢業差兩個月時我去了內地,到了那時的國都重慶投奔我父親。他本來在北京,最后一個職位是北京藝術學院(現在中央美院的前身)的院長,跟畫家徐悲鴻一樣。“七七事變”一爆發,我父親說日本人安排的差事一律不干,就一個人到了重慶。后來我看同學們很多都不來上課了,都離開了北京,我也下決心去重慶,找我父親。那時我們家還在北京,我是獨生,母親一個人留在北京。到重慶后,我就考進了復旦,當時(復旦)在重慶的遠郊,在北碚。

          采訪人:您當時大學里都開什么課程?您的所有課程都是在重慶讀的嗎?

          楊小石教授:不是。我最后一年是在上海讀的。戰爭勝利后,1945年底復旦遷回來時,我就回來了。我開始念政治系。那時候我覺得我英語不發愁了,就不念英語了,念個不同的。一年級的學生上文科、理科都是共同底修,課程比如說哲學、歷史、三民主義,邏輯學,選課算學分。但政治系念得實在沒味道了,就轉到外文系去了。共念了一年政治系。我們那時候念書有大一英語、大二英語,三年級、四年級就讀英詩,英國散文,英國十八世紀文學、英國十九世紀文學、美國二十世紀文學等,有些課是必修的,有些課你選了算學分。那時候抗日戰爭生活非常艱苦,我們在嘉陵江邊上,房子都是用竹子搭的,表面糊些爛泥,上面弄個頂,弄些瓦,墻跟屋頂還有空隙,冬天就呼呼漏風。墻壁上也就刷些白泥巴。洗臉水是從嘉陵江挑的江水。一人發一塊明礬,泥沉下去了,才可以洗臉。而且臭蟲成災,學校每個月都會把床放進大鐵鍋里面煮一下,可還是不管用。圖書館里有幾個大煤油燈,比自己宿舍的燈亮很多,每天晚上大家就站那排隊等開門,六點圖書館一開門,大家就嗡進去占位置。

          采訪人: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課呢?哪些老師是您最喜歡的?

          楊小石教授:我做學生的時候有很多好老師。我們當時的系主任特別嚴格,他給我們上的課是非常好的,(他)叫全增嘏,教西洋哲學史這樣的課程。林同濟是教散文的,也教西洋政治史。我喜歡上戲劇。戲劇老師是我們那時候的大名人,戲劇家洪深老師。他只是上課,沒教我們表演。我們上課看劇本、寫報告。他就跟我在中學的時候那個副校長一樣,叫你分析一個角色,或者是對故事分析,或者對主題思想分析。

      我在念書的時候最喜歡的一個老師姓徐,徐宗伯,是個福建人。他是怎樣的一個背景呢?是復旦大學上個世紀初的第一批畢業生。肥頭大耳,穿長衫大褂,剃光頭,完全不像教英語的樣子,像說相聲的,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人。我從他這得益很深,他特別嚴格,寫篇作文拿回來改得都成大花臉;人也挺怪,純粹書呆子式的人物,手不離卷。那時我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復旦在重慶的遠郊區,放假了,我就坐在嘉陵江邊上,看著老師從石頭臺階上下去做渡船過江。我說老師你出去散散步啊,他說是啊。我說你到哪去?他說我想隨便走走,走到成都去。真走,拿個書包裝幾本破書,攔到一個農民的牛車,躺在稻草上,一邊念書一邊哼。中國詩他也念也哼,英國詩他也念也哼,就這么兩個月去成都又溜達回來。

      他的笑話還挺多的。重慶夏天非常熱,他就在馬路邊上找個小的河溝把毛巾弄濕了,搭在光頭上,穿著長衫,拿著一把大芭蕉扇,穿雙布鞋,像濟公似的。結果有一天老師沒來上課,他們說給憲兵隊抓去了。說他頭上帶個白毛巾,在鄉邊路上走,是為了給日本飛機轟炸打信號。后來校長去把他保了出來。到上海以后他每個周末坐火車去杭州,帶本書,到玉皇山上的茶館看日出。

          采訪人:您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是什么樣子呢?

          楊小石教授:我從復旦畢業后通貨膨脹很厲害,為了糊口,單做一個職務不夠,我有三個職務,一個是在國防醫學院教公共英語,還有一個是光華大學英語系(后來并入華東師范)當助教,也是教學生外語;然后在一個中學里面教兩個高三班。中學里面待遇好,發東西,發食物,如米、油,受通貨膨脹影響小一些。

      我后來在報上看到第三野戰軍在解放日報登的廣告,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愿意來參加革命工作的歡迎來報名,我就去報名了,之后就到二軍大,那時候是第三野戰軍人民醫學院。54年,55年,二軍大取消,英語課都停開,不要開設帝國主義語言,要一邊倒學俄語。5455年一般的學校那時候都不學英語了,只有復旦還學。二軍大的人事處就找我談,給出幾個選擇:一個是去復旦,一個是去社科院,一個是去外語學院。那時候我在俄專有一個非常好的朋友夏仲翼教授,他說外語學院的西語系是新開的,很有盼頭,有前途,有奮斗目標,咱們一塊去外語學院吧,復旦不少我一個。那么我就這么來了,來的時候剛好是要從俄專轉到外國語學院,那時人事處的是周一光,校長是涂峰,他們叫我來參加籌備工作。那時西語系含英德法三種語言。西語系最早的系主任是方重,分管三個教研室,英語教研室,俄語教研室,德語教研室。那時英語教研室我是頭,法語教研室是董壽山,德語是李曉。當時做籌備工作的時候我負責面談錄用社會上的教師。經過我手上有一百多個教師,法語我也進行面談的,德語我不會,所以英語法語我都管。那時人事處、校長也說差不多有這個能力、有這個可能的教師我們都吸收進來,之后的事進來再說。

          采訪人:老師您那時候給本科生上什么課呢?

          楊小石教授:我上四年級翻譯課。那時候我們外語學院是比較領先的,6162年,給學生不是一本書,是上一課給一課,后來訂在一起,一本教材故意拆開,不讓提前看,老師挺嚴格的。當時是費了很大力氣編了這教材,現在一本都沒有了,我也沒有,圖書館也沒有。任課的每個老師,國家教委下面的領導,組成一個教研組在里面編,叫《英語》這個教材。我們編了許多教材,有統編的,還有四年級的78冊。那時候有一套是用的許國璋的一、二年級四冊,56冊是南大,78冊是我們編的,我們和復旦。

          采訪人:是什么促使您走翻譯方向?

          楊小石教授:其實我本來愛好寫小說,我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個作家寫小說,用英語寫,面對國外的讀者。因為解放前后這段時間外國記者都沒有了,中外有很大隔閡,外國不了解中國,那時候蘇聯叫“鐵幕”,外國都不了解解放后的中國。那個時候在國外的一個說法說是蘇聯是“鐵幕”,中國是“獨幕”。我的理想就是介紹新中國的情況,用英語來寫小說。那時我真是下了功夫,解放前后差不多有四年多的時間就是早上抹黑起來寫到晚上半夜,一天就睡四個多鐘頭。用英語寫了差不多四百多頁小說。那時候沒地方發表,這個稿子就一直擱在那兒,擱到文化大革命時,我心想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結果都燒掉。

          那時寫小說很危險,要表達自己的言論還要反復斟酌,沒法寫小說就轉到翻譯方向去了。我沒留過學,沒出過國,就是低著頭寫。創作不能發表我就發表譯稿。給《中國文學》翻了許多東西。我主要是搞中翻英。英翻中也搞,是次要。

      科技、教育、美術,故事片,長篇短篇各種文體的都有。那時是五十年代末大躍進的時候,最早翻的是《聶耳》,后來搞了一個比較重磅的東西就是《舞臺姐妹》,當時一個很有名的片子。《舞臺姐妹》后來拿到中美飛機航線在飛機上播放的。我們搞了很多,還有《沙鷗》,關于打排球的。當時也把中國電影的劇本翻譯成英文,然后配音。這件事很難的。我鏡子現在還擺在書桌前呢。念中文劇本,按中文翻英文然后看(鏡子里)口型還對的上吧。我剛開始搞電影的時候非常有意思 《閃閃的紅星》里我給老頭配音,導演說我笑得不像,我就從譯制片廠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反復練習那個笑,路上總被人當精神病。后來導演說我笑得很成功了。

      最近我翻譯了幾部昆曲,完全押韻,但是數量不多。都是押韻的,一行對一行,難度非常大。我作動畫片也有兩三部是押韻的。我現在覺得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當局不是很重視譯制文學作品出口,特別是電影、電視劇,我覺得這些也是大有可為,但這個行當好像是死掉了。現在像張藝謀有些大片呢它們也到國外去放,但他們字幕就不知道是什么人給做的了。我現在對于這些很不樂觀。現在除了是上海臺、北京臺報新聞的這些英語是過關的,平常的各個臺一出英語就錯。

          采訪人:老師,您對我們年輕老師有什么建議?

          楊小石教授:薄弱環節是中翻英,還有就是完全用英語寫。另外我覺得學校老師應以教學為主,但不能否定科研。我們的外語工作者看多少書我心里沒數,我做學生時條件差,圖書館書不是很多,整個圖書館的英文書我都借出來過,閱讀量相當大。一本長篇小說看三四天,記得《外交家》就一本,大家搶著看。我一拿到手,就熬夜看。有時會記記,多數的書都是很快看完,特別好的書有時會再看一遍。不管怎么說閱讀量要很大。現在學英語,有幾本書非看不可,跟西方文化掛鉤的,《圣經》一定要看,新約、舊約都看,因為許多典故就是這里出來的;《天方夜譚》,《伊索寓言》必須要看,莎士比亞的作品也一定要看,這是知識的問題不是語言的問題,非常多典故都是出自莎士比亞,就像中國典故許多出自三國,什么“英雄所見略同”都是三國出來的;希臘羅馬神話也要通讀。沒有這些就是缺少文化。

          現在除了上課,還有科研。搞外語工作,與社會主義怎么掛鉤?怎么做貢獻?我們的方重先生就做得挺好。楊憲益、王佐良這些人也做得很好。要把外面好的東西介紹進來,還要把我們自己好的東西介紹出去。現在看來,介紹出去比較難,要好好做這方面的工作。

          采訪人:非常感謝您給我們介紹了這么多情況,談了這么多您的經歷。祝您健康幸福。

                                                     采訪人:徐文文、藍茹

                                                                                                                                                   整理:藍茹  劉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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